发布时间：2010-01-29 浏览量：25035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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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是指所有来源的活的生物体中的变异性，这些来源除其它外包括陆地、海洋和其它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这包括物种内、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简而言之，生物多样性是地球上所有生命及其生存环境的总和。目前，大多数专家公认，生物多样性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三个层次。一般说来，一个生态系统中的物种的品类越多，生态系统的异质性就越强，物质、能量、信息输出和输入的渠道就越密集，网络化程度就越高，同化异化的代谢功能就越健全，补偿功能也就越强，即使受到损坏，自我修复也较快，从而系统的稳定性和有序性便可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这就是生态科学关于多样性导致稳定性和有序性的规律。地球生物圈就是由多样性的生态系统组成的，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物圈稳定有序的保证，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它不仅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供直接的原材料，而且还具有医疗保健、娱乐审美及调节气候、保持水土、维持进化等重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了物质利益方面的巨大进步和发展，使得人类在征服和改造自然的道路上一路凯歌，几乎没有羁绊，从而助长了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气焰，认为自然除了为人类谋利益（实际上是单纯的经济利益）、满足人的需要（实际上是片面的物质需要）之外，没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其实，“我们错读了我们的生命支撑系统”，而对人类的生存及意义也只是浅层次的、庸俗化的一知半解。知之浅薄必然行之懵懂，进而导致生物多样性遭受着令人触目惊心的破坏。
生物多样性破坏的集中表现是物种多样性的急剧萎缩。目前由于人类的干预，物种灭绝的速度，比自然速度快了1000多倍。
物种的每次人为灭绝，都是对生命的一次集体性的“超级屠杀”，“它不仅毁灭生命的‘存在’，而且毁灭生命的‘本质’；不仅毁灭生命的‘肉体’，而且毁灭生命的‘灵魂’”。因此，“终止生命之流可能是一种最具破坏性的事件”。
而且，当一个物种的局部灭绝大大改变和影响其他物种的种群大小时，就会潜在性、连锁性地导致其他物种接二连三地灭绝，从而将灾难扩大到整个生态系统。多样性带来稳定性，丧失了生物多样性的地球生态系统异常脆弱，从而必将大大削弱人类适应自然变化的能力。巴比伦文明、哈巴拉文明、玛雅文明毁灭的历史已经证明，“文明之所以会在孕育了这些文明的故乡衰落，主要是由于人们糟蹋或毁坏了帮助人类发展文明的环境”。
今天，我们是否应该为避免“文明人跨越地球表面，在他们足迹所过之处留下一片荒漠” 的现象的重现做些什么?
美国1973年颁布的《濒危物种法案》就“把对物种的伤害不仅理解为对该物种的成员的杀害，而且理解为对他们所依赖的环境的破坏”，并从此“把‘重要的栖息地’一词引入野生生物保护法中”。
我国也先后制定、颁布、修改和完善了一系列有关生态保护的法律、法规。以法律的形式管理人对待自然的行为在人类历史上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但法律是以他律的方式给人们制定纲纪、划定大体的行为空间。外在的约束并不能保证没有人为了一定的目的明知故犯，而且法律惩罚是在造成了既成事实的严重危害之后，况且法网亦有疏漏。因此，在世界各国有关生态保护的法律、法规日益完善之时，生物多样性遭受破坏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根本的遏制和逆转。目前，我国15%至20%的动植物种类濒临绝迹，高于世界10%至15%的水平；在国际公认的640个濒危野生物种中，我国占了156个。
应该说，在生态保护方面，我们现在并不是缺乏法律，不能将所有的问题都归之于法律不健全，因为，没有人们普遍的生态道德的内在信念和外在舆论支持的法律往往势孤力单。所以，通过加强生态道德教育，使人们获得关于自然和人自身生存的价值与意义，并进而拥有生态“德性之知”，是生态保护中的不可缺少的、甚至可以说是根本性的层面，而培养理性生态人，也理所当然地进入我们的思维领域，并要求尽快落实到行为层面。
加强生态道德教育、培养理性生态人不仅是日益加剧的生物多样性危机的客观要求，也是道德和道德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